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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"东京那边有个基金经理在问，Ark FUnd的实控人是不是中国人。"

    林彻的手指在手机边缘停了一下。

    很短的一下，不到半秒。

    "怎么问的？"

    "通过一个新加坡的中间人，向我们的prime brOker打听的，prime brOker没有回应，按流程把询问记录报给了我。"

    "这个人跟纽约那边查LP的是同一拨？"

    "不确定，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，东京和纽约的金融圈有重叠，消息传过去不奇怪。"

    林彻没有再追问。

    纽约查到了第三层，东京有人在问实控人国籍，两条线不管是不是同一拨人，指向是一样的：有人在试图搞清楚方舟基金背后到底是谁。

    第三层是新加坡的壳，查不到什么。

    但问国籍这件事本身说明对方已经有了某种猜测。

    从"谁在操盘"到"是不是中国人"，这个问题的颗粒度在变细。

    查不到不代表不会继续查。

    "先不管。"林彻说。

    "好。"

    他挂了电话。

    办公室是暗的，他刚才看报告的时候只开了台灯，台灯的光照在桌面上，照不到墙，房间的三面墙都是黑的。

    窗外的路灯还亮着，那种发黄的暖光，透过玻璃照在地板上，拉了一条长影子。

    手机的屏幕暗了，然后彻底灭了。

    他把手机放在桌上，靠在椅背里，看着天花板。

    五条线。

    实体清单候选，匿名报告，日本扣押，SEC审查，还有那个看不见的追踪者，纽约的，东京的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的。

    五条线同时在收紧。

    两个月前他在这间办公室里收到发布会的好消息，觉得日子就是日子，收获就是收获。

    现在每一天都在往外拿东西，拿时间，拿金钱，拿安全感。

    1.2亿，丢在美国了。

    换成国债，装死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

    如果一切顺利，半年后也许能动。

    如果不顺利，这1.2亿就永远留在那个SPV里，变成一笔无法回收的沉没成本。

    不算多，也不算少。

    但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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